笔筒的鉴定与养护

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，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。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，筒身镂有八孔，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，笔筒涂黑漆，出土时，笔筒里置有竹笔。筒身镂孔是为便于取笔。由此可知，两汉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，笔完全置于其中，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。三国时期的吴国文人陆玑，在《毛诗草木写兽虫鱼疏之》《螟蛉有子》篇中写道：“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，或书简笔筒中，七日而化”。笔筒一词，便有史可查的绵延了二千余年。宋无名氏《致虚杂俎》载：“羲之有巧石笔架，名‘扈’；献之有斑竹笔筒，名‘裘钟’皆世无其匹”，当然竹木易腐，无论是两汉，还是唐宋，笔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。

到了明代，圆口直壁、造型新巧、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，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，材质多样、雕镌精致的笔筒，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，至今盛而不衰并风靡天下。明人朱彝尊曾作《笔筒铭》云：“笔之在案，或侧或颇，犹人之无仪，筒以束之，如客得家，闲彼放心，归于无邪。”一语道出了笔筒容毫纳笔的精神内核。明屠隆《文具雅编》载：“湘竹为之，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，余不入品”。又明文震亨《长物志》云：“笔筒，湘竹，栟榈者佳”。经过长时间的发展，笔筒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，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而有之，因此也受到藏家们的喜爱。

在古代文人中，如果没有讲究的、有格调的文房用具，那么作为一个文人，他的修养乃至做人的品质都是要遭到质疑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这些材质考究，制作严谨，韵味十足的形形色色的笔筒。这些流传于世的艺术品，不知经过了多少文人细心地擦拭与触摸，也不知在书房案头上，激发了多少才子的玄思冥想。这些笔筒身上，至今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